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翻译领域逐渐重视技术的开发可行性和应用有效性，但鲜见对技术应用的伦理之思。翻译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媒介变迁史密切相关。媒介变迁史是逐渐解蔽的历史，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人机之间需要平衡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挥人类与机器交互中的“人文性”和“主体性”，以应对不断变迁的媒介环境和交流形式的变化，共同建立良好的翻译伦理生态系统。
关键词：翻译伦理;媒介技术;人机关系;隐喻
数智时代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提高了交流的效率。集可用性与可及度于一体的远程口译成为普遍的口译形式。如何挖掘技术的“临场感”潜力，构建维系社会关系的“信任”,成为使用技术的交际各方不可回避的话题。远程口译技术从最初的广播和电话等线性传播形式，经历了互联网的普及，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对媒介伦理和社会伦理提出新的挑战。信任是交际得以发展的前提。远程口译中的人际信任主要体现在利益攸关方通过遵循达成共识的规范与规则，如保密协议和职业道德等，维护彼此的信任关系，并在实际交际中强化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相互强化，共同促进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确保翻译过程的高效和可靠。
一、远程口译技术的发展及其媒介变迁史
(一)广播与电话时期：口译技术的萌芽期
(二)互联网时代：口译技术的爆发期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宽带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远程口译技术的进步。云计算、人工智能、语料库等译前准备工具、译中辅助工具及译后整理工具的开发及应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员的工作效率，对于填补讲者与译员之间的语言和信息差至关重要。在以云技术为代表的多种信息技术推动下，口译管理平台(口译管理系统，IMS)、口译交付平台(翻译交付平台，IDP)和自带设备(BringYourOwnDevice,BYOD)的模式，打破了设备对于译员的禁锢，带来了技术方面的飞跃。这些技术让译员们走出同传间，走向“虚拟同传间”,随时随地访问和调取口译相关资源[2]。
(三)人机交互时代：口译技术的高潮期
二、翻译技术中的符号隐喻
翻译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媒介发展史密切相关。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指出人类语言经历行为语言到自然语言到社会语言的发展阶段。行为语言是通过动作和声音两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觉[3]。当刺激动作与声音的类似场景重复出现，人类“便习惯于把思想跟感觉的发声以及身体的各种信号联结起来。这样，他们的记忆得到了锻炼。渐渐地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想象力，并且终于能够通过思想来处理过去只凭本能去做的事情”[4]。于是，人类不断筛选和排列组合记忆中的各类信号，形成一种稳定的符号，即某一群体公认的交流工具——语言。因此，是激情的喊叫引导原始人类发声。人类认识和记忆声调的起伏和节奏，并尝试用声音符号和行为动作表达情感，日渐培养起用固定名称表示事物的习惯，并最终创造一门新的语言。在一个群体中，以符号为媒介互动的经验也是在进行文化建构。当个体的记忆负担过重时，人类就需借助外在于人的技术属性进行生存与进化，因此人的记忆多储存在生物记忆外第三种类型的记忆。技术的符号意义更加凸显，使过去得以保留和再现。
(一)“身体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媒介的发展史是“技术与身体纠缠”的历史[5],面对面传播时代是“身体媒介”[6]发挥作用的体现。译员就是身体媒介的一种形式。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是受一系列外部社会力量控制和支配的话语提纯活动，它的选择、组织、传播等过程无不受到来自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多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所左右和制约[7]。任何翻译都是为某一目的、在某些方面对原文的操控。
在口译过程中，除了言语传递的明确信息外，肢体语言也承载着重要的内涵信息，如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地位较低的群体具有天然的影响力，而译员扮演着服务人员性质的角色，导致地位较低者在面对面交流时常常被迫接受不完整的、被处理过的信息，只能被动地接受观点、参与交流过程。口译作为一种居间行为，展示了权力话语的复杂性。因此，如何确保口译中各参与方自愿平等地理解对方，成为这一媒介时期口译伦理重点考虑的方面。
(二)“无身体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为突破传播范围和时效的局限，人类在传播实践中引入了广播、电话等单一媒介与互联网等融合多种媒介形态的整合媒介，使技术成为传播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这一阶段被称为“无身体媒介”时代，而口译技术发展的爆发期与高潮期穿插其中。
(三)“身体化媒介”时代的翻译伦理
“无身体媒介”解放了人类的身体也带来了信息的膨胀，由此也产生了收集与处理信息的“代理人”。在传播过程中，“代理”对媒介技术和信息输入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尤为重要。人机交互时代，技术不仅是媒介手段，发挥交际对话的传输管道作用，还是译员的直接交互对象。在与人工智能的交流中，译员并非在自我对话，而是面对一个具有庞大数据库的超强大脑。为用户提供信息的人工智能还可根据提示扮演不同角色，模仿人类语言特征。因此，在翻译领域，“身体化媒介”时代可理解为人机交互时代。在口译出现“技术转向”的时代背景下，更需注重技术的人性化发展和可持续应用。
在“身体化媒介”时代，机器对输入信息的接收是通过系统内部相对灵活的程序模式进行的。尽管如此，机器仍然缺乏内部的自我调节和动态平衡能力，不能算作常规的传播主体，更多地被视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形式。但相较“无身体媒介”时代，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凸显，这显示出对技术伦理及人际关系的重视。
根据王华树对翻译技术作出的分类及实际情况可知，机器翻译是翻译技术中常见的应用形式[8]。机器翻译指由计算机将输入的原文本自动翻译成译出语的过程。机器翻译的发展阶段从基于规则，到基于实例，到基于统计，再到基于神经网络；从基于词，到基于短语，再到基于句子；从使用大规模平行语料库，到可以使用单语语料库，再到实现零数据翻译。其发展历史也分为笔译技术的发展路径和口译技术的发展路径。总的来说，机器翻译跌宕起伏的发展史可以分为萌芽期、受挫期、快速成长期和爆发期四个阶段。当前，在口译技术驱动之下，口译技术的优势显而易见，学界关于人与技术的价值关系却争论不断。但究其根本，译员是使用口译技术的主体，口译技术的开发应以服务译员为宗旨[9]。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第三记忆”,可以理解为如假肢般外在于人且能够存储人的记忆的物质载体。第三记忆对应的便是技术，让人类通过主观经验之外的物质性载体保留和再现过去，调整了区分时间与空间的可能性。第二个关键词是“记忆工业”,指的是现代技术在实现人类想象和记忆外延的基础上，又开启了神经系统外延的新阶段——信息工业和程序工业(二者共同构成通信工业),这是神经系统外延和想象外延的具体化。翻译技术满足和解放译员的记忆系统，是译员的外在大脑。但机器翻译系统往往不是为某位译员定制的，而是开放式的记忆系统。“翻译记忆系统使得所有存储文本都可重复使用，可大大提高生产力，但谁又应该对‘被记忆’的错误及其传承买单?”[10]伦理责任的承担主体难以追踪，再次验证斯蒂格勒将技术比作“药”的解构主义隐喻。隐喻并非一开始就是符号。只有隐喻的指代成为众人的共识化，隐喻才是符号。从语言起源、媒介发展史和技术发展历程来看，三者都经历了不断建构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文字”“媒介”和“技术”都是作为符号而存在，拓展人类身体的局限。
三、远程会议口译伦理
伦理始于关系。因此在研究翻译伦理时，应从“关系”出发，思考不同媒介变迁时期的关系本位与主体再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伦理标准。远程口译有两大特性：“不在场性”和“技术辅助性”。这表明远程口译是媒介变迁的产物和译员的辅助工具[13-15]。远程口译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媒介发展史。从技术提高交流效率到技术融入译员工作，其所展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蕴含着深刻的伦理维度。
在翻译技术伦理领域，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如何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解决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成为翻译技术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强调技术中的人文性，远程口译技术的发展将更加符合伦理要求，持续为全球化交流提供支持。
(一)“不在场”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远”的心灵隐喻
翻译标准从“信达雅”到“不可思”“不可译”“不可思译”的演变，反映了翻译理论在面对语言、文化和思想的深层次差异时的不断深化。现代翻译技术，如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通过大量语料库、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实现对原文内容的忠实再现和译文的通顺易读，但在语言优美和文化意涵传达方面仍需人工干预。“不可思”标准强调某些概念和文化内涵在目标语言中的表达难题，翻译技术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以通过语义分析和上下文关联生成符合语境的译文，但仍需依赖译员的创造性思维来弥补技术的不足。“不可译”指出翻译中的极限问题，尽管技术能够提供多种翻译选项、参考资料和语言模式识别，但最终的翻译决策依赖于译员的判断和经验。“不可思译”综合了前两者的理念，强调翻译是文化和思想的深层互动，现代翻译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实时语境更新，能够提供丰富的语境信息和跨文化参考，但无法完全替代人类译员在处理复杂文化和思想内容时的敏感性和创造力。
在心灵层面，“远”不仅指物理距离的跨越，更涉及心理距离的弥合。尽管技术能够在地理上拉近人们的距离，但心理上的“远”仍然存在。现代翻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弥合这种心理距离，通过提供情感分析和文化背景知识，辅助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传达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真正的心灵沟通仍需依赖译员的文化理解力和情感共鸣能力，技术无法完全替代这种深层次的互动。翻译技术为实现这些标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但在跨文化交流中，译员的专业素养和文化理解力依然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真正弥合心灵上的距离，实现有效的交流和理解。
结语
德里达在《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一文里已明确地表明了“心灵”与“机器”的关系：“没有心灵始源就不会有机器也不会有文本，没有文本也就不会有心灵领域。”[16]翻译技术的发展遮蔽了原文本与译文本的界限，翻译技术辅助生成的译文是一种新文本还是旧文本?当待译文本因源头无处追踪成为“无作者文本”,且处于随时修改的不稳定状态时，翻译是否应该负责?应该对谁负责?技术是否有意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指向技术快速更迭后的人机关系。数字技术似乎越来越不在乎与此在的关联。技术的独立性和趋于有机性，促逼人类重新思考人机关系。将技术与主体完全对立的思维模式只会引起人对技术的恐慌。斯蒂格勒从人类本性出发，提出技术是“第三记忆”,是能存储人类记忆的物质载体，强调技术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类译员在技术的介入下，效率和质量得以提高。翻译技术的发展经历从基于规则到基于实例到基于统计模型到基于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质量在一路高歌猛进后渐趋平静。研发者也在技术的不断迭代中反复参考人类译员在真实场合的口译表现。越来越多的机器翻译质量测评发现机器的水平远达不到高级别人类译员的水平，但也承认机器翻译已能胜任中低难度的翻译任务。这正应和法国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汉的观点：“生命在它内部，是寻找不到进化的新路的，只能外化。”[17]自我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借助身体的外延——技术，成为更好的自我。自我与更好的自我互为世界、互为彼岸，在成长中一次次出发和回望。
人类从未停止探索太空，科技让我们在太空中走得更远。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在燃料即将耗尽、进入太阳系一去不复返时，接到NASA让其调转相机、回望地球的指令。当时“旅行者1号”已经在太空航行了将近13年，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外。这张照片也是目前人类看到的最远距离拍摄到的地球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地球只是非常不起眼的“暗淡蓝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极其渺小。“旅行者1号”出走后，从高处回望家园的回归动机令人深思。放在更广阔的宇宙里，地球上“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被无限缩小。在技术的促逼下，人类反思性和去人类中心主义逐步产生。最后一次回眸，是一种技术的隐喻，技术需要回归到本体，生命同样需要回望。
参考文献
[1]许文胜，程璐璐.会议口译百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20,41(1):122-129.
[2]王华树，杨承淑.人工智能时代的口译技术发展：概念、影响与趋势[J].中国翻译，2019,40(6):69-79.
[3]卢梭.论语言的起源[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2.
[4]刘兆林.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卢梭和赫尔德语言起源论之争的实质与意义[J].外语学刊，2013(1):99.
[5]王蕾，叶钰湾.以“数字亲密”重构信任：技术具身下青年异地恋的媒介实践[J].传媒观察，2024(3):81-93.
[6]刘明洋，王鸿坤.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J].新闻记者，2019(5):75-85.
[7]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63.
[8]王华树.翻译技术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9-15.
[9]肖志清，李静霞用者为本，技之大道：评《以口译员为中心的技术可用性研究：以SmarTerp为例》[J].外语教育研究，2024,12(1):61-66.
[10]任文.机器翻译伦理的挑战与导向[J].上海翻译，2019(5):49.
[11]:techniquesandchallenges[J].Interpreting,1996,1(1):21-38.
[12][M]//PÖ:Routledge,2015:375.
[13]:issuesofmultisensoryintegrationinamultilingualtask[J].Translator'sJournal,2005,50(2):727-738.
[14]ROZINERI,:stressandperformanceinremoteinterpreting[J].Interpreting,2010,12(2):214-247.
[15]姚斌.远程会议口译：回顾与前瞻[J].上海翻译，2011,106(1):32-37.
[16]汪震.论德里达思想中的“机器”隐喻[J].哲学动态，2022(8):91-98.
[17]陆兴华.克服技术：书写的毒性：斯蒂格勒论数码性与当代艺术[J]新美术，2015,36(6):113.
[18]顾晓燕“哀悼”:利科与德甲达的翻译伦理思想之比较[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1):155.
